任弼时和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两人拥有相似的少年理想和中年奋斗的经历。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岁月里，他们结成了生死相托的深厚友谊。1920年，年仅22岁的周恩来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从上海启航，赴法国勤工俭学，探寻救国的真理。次年，年仅17岁的任弼时同样从上海出发，乘坐日本邮轮前往苏联，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经过三年多的锤炼，他们满怀激情归国，誓言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长，兼任区委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和政治部主任，而任弼时则在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周恩来率部奋战，任弼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调往中央机关工作，从此两人开始并肩作战，合作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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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凭借丰富的抗战经验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及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的工作作风，任弼时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3月5日清晨，化名“成林”的任弼时，与妻子陈琮英向周恩来等同志告别，离开延安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征程。在此期间，他代表中共中央递交了求援信，成功争取到30万美元的抗日援助资金，为中国抗战注入了宝贵的资源。

1939年，周恩来因右臂受伤，考虑到国内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将他送往莫斯科治疗。分别一年多的两位老友，在异国他乡重逢。刚见面时，周恩来大步上前，紧紧拥抱任弼时，连声问候。任弼时却目光关注着周恩来受伤的右臂，握着他的左手，关切地询问：“痛得厉害吗？”周恩来笑着摇头，表现得若无其事。

治疗期间，虽然任弼时多次叮嘱周恩来安心养伤，但周恩来根本闲不住。他利用病床上的时间与任弼时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八路军军事技术干部学校面临的困难，恳请对方提供支持或派遣优秀学员赴苏联培训。经过两个月的住院治疗，周恩来于当年12月下旬出院。此后，两人开始分工协作：周恩来负责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交给共产国际，而任弼时则与各国代表团保持联系，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同时为回国做好准备。

在苏联的时光虽然繁忙，但他们总会抽空与各自夫人聚会，畅谈心事。那段时间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邓颖超和陈琮英站在中央，身材较高的邓颖超亲昵地把右手搭在陈琮英肩上，周恩来和任弼时站在两侧，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临别时，为避免机密文件泄露，周恩来和任弼时约定所有秘密资料和任弼时的个人物品都放进周恩来随身携带的小皮箱，因为周恩来身份公开，过境时不易被检查。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撤离。此时五位中央书记分散两地，刘少奇、朱德赴华北领导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任弼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则坚守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4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早已撤出延安，队伍在靖边县王家湾暂住近两个月。王家湾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挤住在王老汉腾出的两间半窑洞里。

毛泽东住在里面那间狭小的窑洞，房内仅有一张破旧的柳木小桌，空间极为狭窄，几乎无法转身；周恩来则住在门口的土炕上，随手找了块树墩垫上棉衣当凳子，趴在锅台上批阅文件；任弼时住在半间更为狭窄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土炕，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留下了他们相互关怀、心有灵犀的珍贵瞬间。

任弼时习惯早起，经常在营房和马号附近走动。为了不吵醒周恩来，他避开主道，轻轻打开窗户，从小窗跳出。有一天早晨，任弼时照例跳窗而出，不久周恩来醒来，见任弼时房门紧闭，以为他还在睡觉。周恩来轻手轻脚穿好衣服，突然感觉喉咙不适，忍着不便，走出窑洞外十余米远才轻声咳嗽。抬头时，正好看到任弼时正从远处返回，两人相视一笑。作为战友，他们不仅目标一致，也同样为他人着想。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在山西临县三方会合，随后前往西柏坡。一路上白天马不停蹄行军，晚上则开展社会调查，深入研究土地改革政策。在冰雪覆盖、寒风凛冽中，他们翻越海拔3058米的五台山北台叶斗峰，任弼时虽患高血压，步履沉重，气喘吁吁，却仍坚强坚持。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临近尾声，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前往北平。此时任弼时血压高达220，健康状况极差，行程中他只能躺在吉普车里休息。虽然年龄是中共中央五位书记中最小的，但身体却是最虚弱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两次被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长征途中，任弼时多次陷入生死边缘，一次渡河突袭后高烧不退，甚至一度休克。大家曾以为他难以幸存，但凭坚强意志，顽强活了下来。

多年劳累积累病根，进入北平后，任弼时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但他依然心系工作。1949年3月25日，他与毛泽东等在万众欢呼中进入北平。参加完西苑机场阅兵后，旧病复发，情况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早在十几天前，任弼时抱病参加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接见时，医生已劝他休息，但他执意坚持工作，主要负责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5月4日的全国青年大会。

4月11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次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做政治报告。这份长达1.2万字的报告，任弼时体力极差，难以完成。读到开头部分，他便头晕心悸，气喘难耐。休息期间，许多人劝他由他人代读余下内容，任弼时无奈同意，但坚持整场会议都留在主席台上。之后，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动脉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症状日趋严重。

为照顾他的身体，中共中央于4月18日决定，任弼时必须放下所有工作，到玉泉山静养治疗。但他有“三怕”：怕少工作、怕花钱多、怕麻烦人，到了玉泉山也难以适应清闲生活。由于高血压不能看书，医生限制他活动，但他每天仍让秘书读20分钟电报，了解解放军战况，并用手杖在地图上查找战役地点。休养期间，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甚至出现罕见的昏迷。

毛泽东下令禁止任弼时出席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令他颇感遗憾。斯大林得知后，派出苏联医疗专家组赴华为其全面诊断，建议送回苏联治疗。毛泽东特电斯大林商讨治疗安排。任弼时病情恶化时，周恩来经常前来探望，还亲自将护照交给他。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将任弼时送苏联治疗。

1950年春，任弼时身体有所恢复，看到战友们为建设新中国拼搏，他也迫不及待想归国投身工作，强烈要求返回国内。苏联医生检查后认可其可适度工作。5月底，他携体检报告归国，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商议，规定他每日工作不超过4小时。然而，面对战后复杂局势，任弼时常常忘记休息，工作时间渐增至5小时、8小时以上，严重透支了身体。

到了9月、10月本应休息的时间，任弼时仍埋头苦干。保健医生劝他休假，他却推迟到12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紧急召开多场深夜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援朝，任弼时频繁参加，拖到半夜休息，令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周恩来一直关心他的健康，国庆结束准备赴苏联时特地到病房探望，并准备将病情报告带往苏

发布于：天津市